这个问题，其实可以通过西汉末年著名将领陈汤的一件倒霉事来窥见一斑，而这件事就是汉成帝时期轰动一时的昌陵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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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商人如此，官员与列侯也爱置田。二千石的高官，年俸足够购买千余亩良田；列侯们则收入更可观，花不完的钱，自然用于买田做地主。尤其武帝之后，战争减少、赋税减轻，豪强得以积累更多财富，昭宣中兴表面繁荣，实则潜藏土地兼并隐患，八百年豪族社会萌芽已然开始。 汉代自耕农则如古代版社畜，温饱难保，灾荒和徭役更令其生存艰难。一旦破产，只能卖地沦为佃农，承受国家与地主双重剥削，抗风险能力极低。豪强则趁机收买土地、蓄养奴婢、扩张势力，形成私人武装与地方权力，与中央形成对峙，财政收入下降，恶性循环加剧。 陈汤因此认为，必须恢复迁民至陵县，以打击关东豪族势力，缓解财政压力，努力恢复国家秩序。他的上书固有谋私成分，但更多体现出忧国忧民之心。然而，他未料到此举彻底得罪了关东豪强及其儒臣支持者，命运由此陷入泥潭。 汉成帝支持此事，于是决定在长安东骊山脚下新建昌陵，并迁徙五千富户，赐给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公主、中二千石高官田宅。这次徙陵，旨在抑制土地兼并、平衡权贵势力，意义重大。而陈汤因上书有功，破例获得良宅。班婕妤父亲班况与左将军辛庆忌等亦带头迁徙支持。 但昌陵地势低洼，施工成本高，工期紧迫，最终耗费五年仍未完工。元帝以来，皇家庄园资源被权贵侵占，无法支撑建设，只能从关东抽取物资，导致民怨沸腾，劳民伤财。更严重的是，此举触动了关东豪族及关中权贵既得利益，外戚与群臣接连上书反对，要求停建昌陵，恢复延陵。成帝迫于压力，只得下诏停工。陈汤信口开河称犹且复发徙之，结果激怒群臣，成为众矢之的。 陈汤最终被王商等权贵弹劾，大逆不道，成帝大怒，逮捕下狱，数罪并罚，降为庶人，流放敦煌。昌陵徙民退回长安，帝陵重设于延陵，徙陵政策彻底废止。至此，西汉后期最后一次强化皇权、抑制兼并的尝试以失败告终。待王莽实验失败，关中权贵崩盘，关东豪强则重掌局面，最终支持刘秀建立东汉政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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